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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宣传
06-30

关于启用律师执业证(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 第6号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20〕37号),司法部决定自2022年6月28日起启用律师执业证(粤港澳大湾区)。本证为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获准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从事律师职业的有效证件,请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个人支持持证人依法开展业务活动。 司法部 2022年6月24日 

附件:律师执业证(粤港澳大湾区)样式  
06-30

关于《湖南省实施<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征  集           为了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精神,增强立法透明度,提高立法质量,现将《湖南省实施<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欢迎社会各界人士于2022年7月26日前通过信函、电话、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向湖南省司法厅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人:省司法厅 张婧文 电  话(传  真):0731-84588512 地  址:长沙市韶山北路5号 邮  编:410000 邮  箱:fzb20096112@163.com                             点击“阅读原文”  查阅征求意见稿 来源:湖南省司法厅  
06-30

初中两名男生引诱同伴下水游泳导致其溺亡 法院判了!

     老虎会吃人,水能淹死人,这是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生活经验。虽然每年中小学校都会进行防溺水教育,但每年夏天,总有贪玩的孩子因为游泳、戏水、捞鱼付出生命代价,给一些家庭带来难以弥补的伤痛。暑假已至,我们以一起发生在身边的案件,呼吁大家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莫让悲剧再发生!     基本案情       15岁的小文是湘潭县某农村中学九年级走读学生,父母均在城镇务工,由爷爷奶奶在家照顾。2020年6月12日下午,小文的父亲张某回家时,发现小文未回家。随后,张某与小文的班主任老师电话联系确认了小文旷课的情况。张某寻找小文未果后返回易俗河镇。当晚,小文也没有回家。6月13日上午8点左右,张某与班主任老师电话联系,得知小文仍未到校。       当天下午,小文与同学小林、小高在一起玩耍。15时左右,小高提议去河里玩水。小文说不会游泳,不愿意去。后小高继续劝说小文、小林下河玩水,小林表示同意。小高还对小文说,若小文不一起去,就要和小林一起打他,并要小林不借手机给他玩。       三人沿涓水河走至某下水点,小林、小高脱下衣服先后下水玩耍,小文在岸边玩小林的手机。小高对小文说“你不下水就要小林不给你耍手机,我们两个要打你一餐”、“是兄弟不?是朋友就下来玩”等话,小林亦予附和。随后,小文脱下衣服下水,三人相互泼水。后小林往上游游开约三四米远,小高和小文继续泼水、相互瓮水(将对方往水里按),小高并潜水扯小文的脚及内裤。        玩闹中,小高发现脚踩不到河底了,随即往岸边游。小文不会游泳,大喊“救命”,随后沉入水底。小高、小林见状马上上岸。因害怕被追究责任,两人均未进行呼救亦未报警,并将小文的衣服藏匿后离开现场。        6月14日7时许,湘潭县公安局梅林桥派出所接到村民报警称:在易俗河镇某村的河里发现一具尸体。尸检报告结论为小文系生前溺水窒息死亡。 

 法院判决      湘潭县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小高以打小文、不肯小林借手机给小文玩相挟,多次诱导小文下水,在水中与小文相互瓮水、扯其脚及内裤,致小文至深水区,遇险后不呼救和报警,具有重大过错,宜对原告方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小林附和小高引诱小文下水,出险后不呼救和报警,具有一定过错,宜对原告方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某中学制定了预防学生溺水安全教育工作方案,开展了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但事发当日,该中学在张某询问得知小文未到校后,未及时查找原因,未继续向张某反馈情况,对导致小文连续旷课、继而溺水死亡也有一定过错,宜对原告方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张某及其妻子对小文疏于教育管理,在得知小文旷课后不主动查找小文的下落,具有较大过错,宜对自身损失承担30%的责任。        因小高、小林均系未成年人,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遂依法判决小高父母共同赔偿张某夫妻因小文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20.3340万元,小林父母共同赔偿经济损失4.0668万元,湘潭县某中学赔偿经济损失4.0668万元。        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讼。 法官说法       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安全,监护人是第一责任人。监护人安全意识淡薄、监管不力,往往是导致未成年意外发生的直接原因。现代社会,隔代教养成为普遍现象,作为看护主力的祖辈大多年事已高,往往有心无力,而未成年人容易对陌生、新奇的事物产生特别关注,同时因缺乏足够的认知和判断能力,通常不能有效防范和避免危险。因此监护人应谨慎有效地随身看护,及时发现并制止危险行为,同时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安全教育,提升未成年子女风险认知能力以及自身保护意识,有效杜绝意外伤亡事故的发生。 来源:湘潭县法院
06-30

你发的每一个微信表情,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微信作为常用的通讯工具已经成为了每个人的日常熟练运用每一个表情符号也成为职场人必备技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表情符号也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呢?
06-09

最高法发布2021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相关介绍与案例全文如下: 2021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海洋强国建设等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不断完善海事裁判规则、创新海事审判机制、提升海事审判能力,海事司法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2022年6月8日是联合国确定的第十四个“世界海洋日”,也是我国第十五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值此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在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的同时,彰显海事司法对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和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作用。此次发布的10件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依法行使海事司法管辖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审理外籍渔民在我国南海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判令承担生态修复费用,推动海事审判“三合一”改革,充分发挥海事司法在海洋维权中的作用,围绕管海、用海、护海目标,实现对我国管辖海域的有效管控和综合治理。 二是保护海洋及通海可航水域生态环境,助力海洋经济发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非法采砂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行政执法机关清理、取缔“三无”船舶,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海运秩序治理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依法审理新型养殖设备建造合同纠纷,加强对海洋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保护,助力我国海洋工程设备创新和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升级,促进海洋经济健康发展。 三是充分发挥海事司法职能作用,促进国际航运复苏和贸易稳定发展。依法作出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难题,降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在运输合同承托双方之间合理分摊因疫情防控增加的交易成本,平衡双方利益,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积极贯彻落实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帮助暂时困难的造船企业缓解债务压力,助力推动造船产业健康发展。 四是持续实施海事审判精品战略,提升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准确认定当事人住所地,依法行使管辖权,恪守国际条约义务;明确拖航运输中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统一裁判尺度;积极探索外国法查明的有效路径,准确适用不同国家法律,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彰显中国海事司法能力和水平。 案例1:文某(VAN)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文某(VAN)系“Qng94600TS”“Qng94619TS”两船的所有权人,并担任“Qng94600TS”船船长。2020年7月,文某带领10名外籍船员从境外驾船进入我国海南岛东侧陵水海域并开始由南向北至琼海、文昌近海海域,进行双船底拖网捕捞水产品作业,后被海警局查获。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文某在我国南海伏季休渔期间,驾驶渔船在我国领海内禁渔区使用禁用的工具非法捕捞,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应依法予以处罚。文某的行为破坏了当地海洋生态环境和生态平衡,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造成不利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法院依法判处文某有期徒刑,没收作案工具和非法所得,并判令其承担生态修复费用。文某服判,一审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本案系发生在我国南海海域的外籍人员非法进入我国领海进行水产品捕捞的海事刑事案件,表明我国法院依法对我国管辖的南海海域实施有效司法管控,彰显了海事司法在海洋维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案对在海洋水域,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依法惩处,对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行为起到严厉警示作用,展示了海事司法为保护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服务保障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而发挥的重要作用。海口海事法院试点管辖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推动海事审判“三合一”改革,是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要求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举措。 【一审案号】(2020)琼72刑初1号 案例2:陶某某不服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案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宝山海事局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时发现“华青6766”运砂船无合法运砂单据,涉嫌在长江河道上海段水域内实施违法采砂作业。宝山区水务局对陶某某作出处罚决定,认定其在长江河道上海段吴淞口10号锚地北侧水域组织运砂船实施违法采砂行为,依据《长江保护法》对其作出罚款50万元并没收江砂及运砂船舶。陶某某提起行政复议,宝山区政府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陶某某诉至上海海事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陶某某的装运行为客观上已符合《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所指的与非法采砂船舶共同实施非法采砂行为的构成要件。宝山区水务局系基于涉案非法采砂的货值,参照长江委制定的细化裁量标准,在《长江保护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处罚幅度内确定处罚金额,处罚裁量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陶某某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2021年3月1日《长江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涉长江大保护非法采砂海事行政处罚案件。为严厉惩治长江流域日益猖獗的非法采砂行为,《长江保护法》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大幅提高罚款金额,没收违法活动船舶更是对运砂船舶经营人的精准打击。人民法院从严格保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的立法目的与最高准则出发,准确适用《长江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让《长江保护法》这一剂对症猛药真正发挥疗效;维护了行政机关对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严厉制裁,发挥了海事司法对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作用,为推进长江流域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江大保护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审案号】(2021)沪72行初1号 案例3:中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不服台州海警局、浙江海警局行政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中洋公司雇佣拖轮将无动力无船名船号的船舶从舟山拖至台州三门,执法人员于6月19日查获该船。经台州海事局现场勘察,认定该船为“三无”船舶。台州海警局作出处罚决定,没收案涉“三无”船舶。中洋公司不服,向浙江海警局申请行政复议。浙江海警局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该处罚决定。中洋公司诉至宁波海事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案涉罚没财物系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并擅自出海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台州海警局作出没收中洋公司所有的“三无”船舶的处罚决定并未违反《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一审判决驳回中洋公司的诉讼请求。中洋公司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对通航安全、人员安全、水域清洁管理、港口安全等造成严重危害,国家有关行政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对其坚决清理、取缔。本案为海事法院审理的海事行政案件,进一步明确了“三无”船舶的认定标准,为海上行政执法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利于促进行政执法尺度的统一;支持了海上执法机关的事实认定结论和行政处罚依据,保障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行管理职责,实现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本案的裁判结果彰显了海事司法为依法开展海上执法活动,严厉打击“三无”船舶,维护海运秩序,保护海上人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提供的有力支持和监督。 【一审案号】(2020)浙72行初1号 【二审案号】(2020)浙行终1766号 案例4:万泽丰渔业有限公司与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养殖设备建造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万泽丰公司与海洋工程公司等为全潜式渔业养殖装备设计、建造及样机研制事宜签署《研制合同》,万泽丰公司为出资方,海洋工程公司负责设计、建造。2018年5月底,全潜式深海养殖装备“深蓝一号”出坞,拖航过程中发生两次倾斜事故;投入使用后,又出现网箱网衣破损、部分鱼苗逃出网箱等情况。就“深蓝一号”建造质量问题,万泽丰公司与海洋工程公司协商未果,万泽丰公司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海洋工程公司赔偿各项损失;海洋工程公司提起反诉,要求万泽丰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及修理费用等。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案涉《研制合同》系承揽合同,依法有效。“深蓝一号”因不适拖和拖带时间过长发生倾斜事故,双方均有过错,应按责任比例分担救助和临时修复产生的费用。“深蓝一号”既已交接,万泽公司应依约支付欠付的费用,海洋工程公司应对“深蓝一号”的质量瑕疵依法承担修理义务和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助力我国海洋工程设备创新、保障海洋经济发展的新类型典型案例。案涉全潜式渔业养殖装备“深蓝一号”项目,是我国海洋养殖产业从浅海走向深海,从分散的个体养殖走向集约化规模化养殖的重大突破。法院依法查明新型设备存在的缺陷及原因,为后续网箱的建造提供经验借鉴;合理划分双方的责任、确定损失的数额,既注意保护出资方的合法权益,也注意保护研制建造单位的创新积极性,鼓励其继续改进网箱工艺;积极探索判后调解模式,促成双方当事人在判决基础上达成和解并自动履行完毕,为双方化解纠纷、继续合作提供了可能。2021年6月底,项目方宣布依靠“深蓝一号”网箱进行的首批国产深远海三文鱼规模化养殖收鱼成功。 【一审案号】(2019)鲁72民初124号 【二审案号】(2021)鲁民终861号 案例5:大连凯洋食品有限公司等申请海事强制令案 【基本案情】 2020年底,因大连市突发境外输入型新冠肺炎疫情,凯洋公司通过马士基公司海运进口的10个集装箱冷冻海产品,滞留大连港数月,超过了马士基公司提供的集装箱免费使用期。凯洋公司在办妥各项手续主张提货时,马士基公司要求其支付滞箱费189万余元,否则拒绝交货。凯洋公司向大连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请求责令马士基公司立即向其交付货物。 【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审查认为,凯洋公司提交了人民币200万元的现金担保,海事强制令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准许海事强制令申请,责令马士基公司立即向凯洋公司交付案涉集装箱货物。 【典型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贸易和海上货物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滞留港口的货物出现爆炸式增长,导致承运人与收货人之间的滞箱费纠纷频发。2021年初,大连海事法院受理近30件关于集装箱滞箱费的海事强制令申请。法院灵活运用海事强制令,打破僵局,加速了滞港集装箱及所载货物的流转,将船货双方的损失降至最低,并通过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保护了航运公司的合法权益。后续相关纠纷多数通过和解或者法院调解的方式得到了圆满解决。法院还进一步就加快进口货物检测进度、加大相关费用减免力度等问题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获得高度重视和迅速采纳。法院以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难题,促成海上货物运输、国际贸易和生产加工等一系列合同的顺利履行,降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为疫情下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强大助力。 【一审案号】(2021)辽72行保16号 案例6:马士基有限公司(Maersk A/S)与百鲜食品(福建)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8月15日,马士基公司作为承运人自阿根廷运输装载于集装箱的冻鱿鱼至中国福建马尾港,收货人为百鲜公司。因自2020年下半年起,境外进口至福州马尾港的冷链货物实行新冠病毒检疫措施,案涉货物于2020年11月6日运抵中转港厦门时先行卸下,直至2020年12月21日才运抵目的港马尾。双方就中转期间额外产生的集装箱滞留费用的负担发生纠纷,马士基公司向厦门海事法院起诉,要求百鲜公司承担全部费用。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运输合同确因目的港疫情防控因素而无法正常履行,马士基公司将货
06-09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下月起施行

      6月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22年7月1日起施行。 据市场监管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和《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是价格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对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两部规章已难以适应价格监管执法需要,迫切需要制定更科学、更准确的标价方式和价格欺诈认定规则。如原《明码标价规定》中的标价内容“六要素”已脱离实际,“标价签监制”等要求也较为僵化,甚至成为变相行政审批。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对价格监管执法提出许多新要求,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中,经营者的标价方式、价格欺诈行为都与线下经济有很大不同,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此外,2021年实施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执法提出了新要求,有必要通过修订两部规章,体现新的立法精神。       据了解,《规定》共有27条,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明码标价规则、价格比较和价格欺诈行为认定规则、法律责任等4个部分。       据介绍,明码标价不能简单理解为仅标示价格,经营者还应当标示与价格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尽可能减少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对价格所对应的商品或者服务价值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减少价格欺诈的发生。而价格欺诈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价格欺诈是一种欺骗性价格表示,经营者通过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使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违背真实意愿与其进行交易,损害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其中,在明码标价规则方面,《规定》明确了明码标价的主体、内容、形式等。规定经营者在标价时应当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并授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规定可以不实行明码标价的特殊情形。取消标价签监制,规定经营者可以采用多种有效形式进行明码标价。在标价内容方面,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应当标示商品的品名、价格和计价单位等要素,提供服务应当标示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价格或者计价方法,并对通过网络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等新业态中明码标价行为作出原则性规定。       而在价格比较和价格欺诈行为认定规则方面,《规定》主要明确了经营者在进行价格比较、折价、减价、赠送时的规则要求,明确列举予以禁止的价格欺诈行为。强调价格比较信息要真实准确,规定折价、减价时禁止采用的计算方式,对采取赠品形式促销提出具体要求,并对网络交易经营者的价格行为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时,规定了不属于价格欺诈的豁免情形。       在明码标价的形式上,《规定》第九条对经营者明码标价使用的文字、币种作出规定,要求经营者标示价格,一般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人民币金额,使用规范汉字标示其他价格信息,可以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同时使用外国文字,确保价格信息的准确传达。民族自治地方的经营者,可以依法自主决定增加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同时,除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明确规定的,只要能保证明码标价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不应对经营者的标价方式作过多限制。随着经营模式的发展,广大消费者也逐渐接受吊牌、模型展示、电子屏幕等多种个性化标价方式,对经营者的标价形式进行严格限定并实行标价签监制制度已经没有必要。因此,《规定》取消了标价签监制制度。       据了解,《规定》第十九条在总结立法和执法经验基础上,列举了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为:一是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二是以低价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以高价进行结算;三是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四是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标示价格及其他价格信息;五是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六是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七是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等折抵价款时,拒不按约定折抵价款。       同时,《规定》第二十一条还规定了不属于价格欺诈的三类情形:一是经营者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故意;二是实际成交价格能够使消费者或者与其进行交易的其他经营者获得更大价格优惠;三是成交结算后,实际折价、减价幅度与标示幅度不完全一致,但符合舍零取整等交易习惯。      《规定》还明确了“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不利的价格条件”的具体表现。经营者为凸显自身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优势,可能通过不标示或显著弱化标示的方式,故意隐瞒增加消费者负担或减损消费者利益的特殊条件,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例如,某饭店宣称某菜品打八折销售,但消费者结账时才被告知须“达到最低消费标准”方可享受八折优惠。经营者的此类行为属于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不利的价格条件的表现,是《规定》禁止的价格欺诈。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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